流氓的变迁
| 作者 | 鲁迅 |
| 日期 | 一九三O年一月一日 |
| 发表刊物 | 上海《萌芽月刊》第一卷第一期 |
孔墨都不满于现状，要加以改革，但那第一步，是在说动人主，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，则都是“天”。
孔子之徒为儒，墨子之徒为侠。“儒者，柔也”，当然不会危险的。惟侠老实，所以墨者的末流，至于以“死”为终极的目的。到后来，真老实的逐渐死完，止留下取巧的侠，汉的大侠，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，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。
司马迁说：“儒以文乱法，而侠以武犯禁”，“乱”之和“犯”，决不是“叛”，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，而况有权贵如 “五侯”者在。
“侠”字渐消，强盗起了，但也是侠之流，他们的旗帜是“替天行道”。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，不是天子，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，不是将相。李逵劫法场时，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，而所砍的是看客。一部《水浒》，说得很分明：因为不反对天子，所以大军一到，便受招安，替国家打别的强盗——不“替天行道”的强盗去了。终于是奴才。
满洲入关，中国渐被压服了，连有“侠气”的人，也不敢再起盗心，不敢指斥奸臣，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，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，给他保镳，替他捕盗，一部《施公案》，也说得很分明，还有《彭公案》，《七侠五义》之流，至今没有穷尽。他们出身清白，连先前也并无坏处，虽在钦差之下，究居平民之上，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，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，安全之度增多了，奴性也跟着加足。
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，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，要十分安全的侠客，是觉得都不妥当的，于是有流氓。和尚喝酒他来打，男女通奸他来捉，私娼私贩他来凌辱，为的是维持风化;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，为的是看不起无知;剪发女人他来嘲骂，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，为的是宝爱秩序。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，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。现在的小说，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，惟《九尾龟》中的章秋谷，以为他给妓女吃苦，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，所以给以惩罚之类的叙述，约略近之。
由现状再降下去，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，我在等候“革命文学家”张资平“氏”的近作。
鲁迅的《流氓的变迁》，虽然文字的主要部分是说流氓的流变，说古道今，而其意则在于大中取小，从他们不断变迁中揭示出其共同特征：既要为主子服务，又要千方百计掩盖其奴才面目，以便愚弄广大百姓。
为了彻底揭示其真面目，文章一开头就采取了刨祖坟的方式，将历史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，从孔子门下的儒生和墨子门下的游侠谈起，“他们不满现状，要加以改革”，并以 “天命”、“天意”压服人主。他们虽属不同门下，但为人主服务，甘当奴才却是一致的。两者也是有区别的，前者表现为 “柔”，是些“巧伪人”，他们观言察色，见风使舵，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危险的。后者却是老实的，他们对人主恪守着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信条，如朱家、郭解这样的人。但到了后来，“真老实的逐渐死完，止留下取巧的侠”，不仅如此，他们已和公侯权贵沆瀣一气了。在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的《游侠列传》就列举了他们的名字，公侯权贵为了争权夺利乐意豢养一些鹰犬、走卒，而游侠也愿意依附他们分些残羹剩汁，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就这样确定了，由于上述的儒生和游侠为抬高身价，不免要和主子闹些小矛盾，但主子并不担心，因为他们的 “乱”和 “犯”决不是 “叛”，是不会危及他们统治的，甚至心领神会，这些人闹点小乱子还是小骂大帮忙呢!
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，公开的“侠”没有了，但却有了强盗，鲁迅尖锐地指出，他们虽然打着 “替天行道”的旗帜，但却是古代“侠”的变种，宋江就很有代表性。从本质上说，他们一脉相承，都同样是奴才：“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，不是天子，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，不是将相。”这见解确是振聋发聩。马克思在谈到封建君主制时说过：“国王就是整个制度”。①不反皇帝就不能动摇地主阶级的统治。经过鲁迅这一分析，人们就看清了以宋江为代表的强盗“终于是奴才”，他们不过是 “侠” 的别名而已。
历史在不停地发展着，奴才也不断地变迁着，鲁迅又给我们分析了另一“侠”的变种保镖的表现，由于统治力量的强化，这些人“不敢再起盗心，不敢指斥奸臣，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，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，给他保镖，替他捕盗”，匍匐在封建官僚的脚下，面目更加卑劣，“奴性也跟着加足”。《施公案》中的黄天霸比之宋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们的地位 “虽在钦差之下，究居平民之上”，倚靠统治阶级的“权门”，向平民百姓 “逞雄”。
显然鲁迅研究历史上的奴才是为触及时事，是为了揭露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流氓和文化流氓。比起历史上的老奴才来，这些人一方面继承了他们的奴性，但又比老奴才更为狡猾。他们既要横行霸道，又要“十分安全”，因此就特别善变。这些人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流氓，鲁迅为我们生动地勾勒出他们丑恶的嘴脸：“和尚喝酒他来打，男女通奸他来捉，私娼私贩他来凌辱，为了维持风化;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，为的是看不起无知; 剪发女人他来嘲骂，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，为的是宝爱秩序。”他们因为有靠山就坏事干尽，即使如此，仍有张春帆这样的作家为其涂脂抹粉。在他写的《九尾龟》中，他就为主人公章秋谷给妓女吃苦辩护道： “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。”
鲁迅在《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》中说：“一到光绪末年，《九尾龟》之类出，则所写的妓女都是坏人”，那么大嫖客章秋谷便成了反 “坏人”的英雄了。
在鲁迅看，张春帆这样的文化流氓尤其可恶，然而更可恶的却是他还有继承者，他就是正在文坛走红的张资平。在创造社初期，他还写过一些较好的作品，如《冲积期化石》、《长途》，但由于对“性生活的观察渐渐引他入了歧路，他写了不少的恋爱游戏的小说，他也发表了不少的变态性欲的作品”。②由于他是从生物性来解释人类的爱情，因而他的小说中就充满了三角、四角以至多角关系的描写，男女之间的联系除了性欲之外就没有其他了，他完全继承了张春帆的衣钵。鲁迅说：“由现状再降下去，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。” 鲁迅为什么特别痛恨张资平这样的文化流氓?主要是因为他太善变了。明明干的毒害青年的勾当，但却一再标榜他是“最进步”和 “无产阶级作家”，并不时声称他要“转换方向”。③鲁迅对其揭露道：“张资平氏先前是三角恋爱小说作家，并且看见女的性欲，比男人还要熬不住，他来找男人，贱人呀贱人，该吃苦。”④他和张春帆的说法如出一辙，因此鲁迅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小说” 了。
至此，人们也就明白了鲁迅写此文的真正意图：说历史是虚，揭露张资平是实，是以虚带实。他用了层层推进的写法，每推进一层便会帮助人们有一个新的认识。将“儒”和“侠”说成奴才已令人吃惊，再把强盗、保镖视为“侠”的变种足可使人瞠目结舌，而把活跃于上海滩，正为青年们讲授 “小说学”，还披着 “无产阶级作家”外衣的张资平说成文化流氓简直匪夷所思了。但由于前面的一系列铺垫衬托，你不能不相信鲁迅所说的是千真万确。
这种层层推进和引而不发，直至最后才予以点出的写法就好比 “让水位提高了再跌落下去，就更有力”。⑤它就是古人所说的“衬跌”技巧。 不管张资平多么善变，如鲁迅在给黎烈文的信中说的“至于张公，则伎俩高出万倍，忽而普罗，忽而民主，忽而民族，尚在人记忆中”，但此时的张资平再也无法遁形了。
①《摘自 “德法年鉴”的书信》。 ②郑伯奇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三集导言》。 ③转引自 《张资平氏的 “小说学”》注解④。 ④鲁迅《张资平氏的 “小说学”》。 ⑤周振甫《诗词例话》第271页,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。